《沉疴》
一份当代农村的绝望“病历”
《济南时报》记者钱欢青
赵月斌是山东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但事实上，他从年就开始发表诗歌，此外还写小说，今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著名作家张炜就说：“《沉疴》是一部很有批判精神和人文情怀的诚挚之作。他以真切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辨，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人性的斑驳图画。”
《沉疴》以作者家乡滕州农村为“蓝本”，从家族故事、伦理关系、传统礼俗和方言俚语入手，笔触直指中国当代农村的精神凋敝，因而被认为是“一本当代中国农村的病历”。
“离开吧，这里让人伤心欲绝”
12月16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文学与创意写作中心专门为《沉疴》举办了一场作品研讨会，张炜、杨克、谢有顺、朱德发、宋遂良、魏建、张学军等众多省内外著名评论家、作家齐聚一堂，对《沉疴》展开了深入讨论。研讨会由魏建教授主持。
《沉疴》以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生活为背景，记录一位老人生命最终阶段，家族的亲情与冷漠、坚守与纠结，通过对民间俚语、礼俗的钩沉，和原汁原味的民间生态，反映传统的生死观念、人伦观念在现代社会遇到的挑战和变化，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幽微，世情的冷暖。
小说中，“爷爷”从病逝到去世，成为整个家族关系崩溃的导火索，书中写道：“也好，让父亲和母亲更清楚地知道她们是什么嘴脸，把和解的念头彻底打消……这一段时间让我为家族痛心，从而也坚定了写它的决心。它不止是一个长子的故事，家庭的故事，农民的故事，它应是人的故事。活着太艰难了，可是活着的人都要去容忍。”而令人惊异的是，和大多数人记忆里慈祥温暖的“奶奶”不同，小说的“奶奶”却是家族里“恶”的代表，小说里写道：“一次二叔出车送货，奶奶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好点叫他半路上翻车吧，翻车砸死他个狼熊。叫他一头碰死，叫他一头栽沟去吧！这个狼熊！养这样的狼熊有什么用？奶奶就这样咒骂她的亲生儿子，这样的母亲真让人害怕。她怎么会这样？这是一个母亲说的话吗？这是一个母亲对亲生儿子的情感吗？……我曾与弟弟讨论过，奶奶是放债式的母亲。她生了儿子，养了儿子，就当成了资本，儿子长大了，成家了，就要加倍偿还。她把儿子当成了私有财产。她索取、占有、挤榨着，哪里有一个母亲的舐犊之情？”
“说实在的，有一段时间，我十分绝望地感受到，人与人是不可沟通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沟通起来更困难。我的这种感受可能是由我出身的家庭带来的，我作为何氏家族最年轻的一代，回过头来观照我的祖辈和父辈，看到的总是疏离，而不是亲近，他们只是在用到对方时才走近了，稍有利害冲突就反目成仇，哪怕是父母子女、兄弟姊妹。”
这样的乡村家族图景和“奶奶”这个人物形象的设定，完全颠覆了以往小说中温情脉脉的家族关系。小说里的主人公甚至喊出了这样的话：“离开吧，这里让人伤心欲绝。”
作家赵月斌在《沉疴》研讨会上发言
我们的“仁”只不过是一种威严的震慑
对乡村生存图景的刻骨感受，使得赵月斌在小说中也忍不住探究这种乡村精神凋敝背后更深刻的文化因素。他在书中写道：“法布尔在《昆虫记》中说，几乎所有的昆虫一出生就是孤儿，它们的父母往往在它们出生之前就死去了。人类真是幸运，绝大多数人不仅拥有父亲和母亲，而且拥有爷爷、奶奶甚至曾祖、高祖。人类代代相传，也沿袭至情至爱。法布尔说，‘昆虫告诉我们：母性是使本能具备创造性的灵感之源。’我也深知，母性是一种生命本能，母性之于人类，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它是人类的祖先留给我们每个人的遗产，它像矿藏一样存蓄于我们的生命中，总会自然而然地流出来。或许我们的祖先太看重这种本能了，反以严格的条律加以规范，是为‘礼’。这样，人类的美好的情感被理性化了，人性的自觉变成人为的被动。我们的传世经典《论语》开篇第一页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子女要遵从父母，弟弟要敬爱兄长，这就是所谓的孝悌。仁，亲也，二人为仁，它应是双向交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可是两千年来，人们只强调从下至上的‘仁’，忽视了自上而下的‘仁’，所以，一人为大，我们的‘仁’只不过是一种威严的震慑，不是有人情味的爱，‘仁’就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结果只剩下了形式本身。”
因此，威严是褪色的，就像小说中所写，“麦收刚过，正午刚过，午后的阳光变成了麦芒，扎着我们。林地掩映在一片果园里，那两个巨大的纸狮子，还蹲在爷爷的坟边，守着褪色的威严。”
两部曲、四重奏里的复调叙事
赵月斌的小说立足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索和拷问，不仅追求内涵的凝重深邃，在形式上也勇于进行大胆的实验和探索。概括而言，《沉疴》在形式上是一种包含着“两部曲、四重奏”的复调叙事。
整部小说分上下两卷，上卷名“沉疴”，由九章组成，下卷则由三个短篇小说组成，分别是《一九六0年的月饼》、《十年怀胎》和《寻父记》。按照作者的说法，上卷是“非虚构”，“二十年前的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想到的，就是那个样子，当时的看法和想法只能那样。所以我放弃了小说家的想象力，老老实实当了一回观察者、记录者。”而下卷四篇小说，虽然也根植于真实事件，但却颇有魔幻色彩，这三个短篇虽然在整部书中占比很小，看起来也和上卷并无关联，但其实却极为重要。三个短篇中，第一篇写饥饿，第二篇写农村人生男孩的渴望和计划生育，第三篇则发出了“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生命根本追问。三个短篇为前面的家族叙事了铺设了坚硬的时代和心理背景，使得整部书有了厚实的依托。
上卷《沉疴》九章，每章被分成了“三、二、一、0”四个部分，“三为何斯自述，二为《沉疴》文本，一为何斯父母口述，0为何斯注解”。四个部分，四个独特的角度和文本，达到了叙述上的“四重奏”效果。而且每个部分都可以单独拎出来前后贯通着读。
值得一提的是，“何斯注解”部分又分为“礼俗”和“俚语”两个部分，“何斯注解”的序号是“0”，似乎也表明“礼俗”和“俚语”才是一切故事生发的背景或者根源。
当然，即便如乡村隐秘档案一般、以注解方式写成的“礼俗”和“俚语”，依然寄托了作者对乡村现实的批判。比如上卷第五章礼俗部分对“落脚绳”的解释，作者是这样写的：“死者咽气前用绳扎住脚脖子，有何意义？有说是为防止诈尸，也有说是防止死者死时挣扎，死态不佳。查《礼记》知，扎落脚绳即古丧制中‘缀足’：于人死而未僵之前，用燕几、灶砖拘挟其足，使端正，以便穿鞋。……《礼记》之礼尚等人死，沿至今日，不等人死即复用‘礼’如用刑，是活人急不可耐，还是图省事？”同一部分对“分家”的解释中，作者写道：“我印象中，以前应以我的父辈为界分家的主导者是父母，所谓分家，就是父母把儿子一个个赶出去；而现在，分家的主导者是儿子、儿媳，所谓分家，也就是小夫妻俩把老夫妻俩扫地出门。……我总觉得，吾乡的人际关系是表面的热情，实质太冷漠了。”
上卷第八章，对俚语“抓脸”的注解，作者是这样写的：“长脸，造面子，这个词极富动作性不是把自己的脸抓破，而是抓了东西往自己脸上贴。弥留之际的爷爷想的身后事竟还是‘抓脸’！我想到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说法，是的，人们不光活着要面子，死了，也得要面子，面子成了人们的终极目的，所以，大家活得沉重，死得更沉重。”
两部曲、四重奏里的复调叙事使得小说既有穿透现实的厚重又有灵动飞扬的先锋叙事探索，虽然上卷中有关礼俗和俚语的注解部分和下卷的三个短篇都在为乡村人性之恶和礼崩乐坏做着深广的解释，但显然，上卷中的每个部分都忽视了情节的变化和对人物性格、人性形成过程的呈现。现实和时代如何“压迫”出一个人内心里的恶，现实和时代如何让家族和农村变得让人绝望？这也许是《沉疴》之后一个继续引人思考的命题。
活动摄影：黄加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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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付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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