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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一中老校，还是新校，校门上都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题写的金光闪闪、洒脱隽逸的校牌。一个县级中学，能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样的国家级领导人并且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题写的校牌，有锦上添花的作用。赵先生不是滕州人，也没在山东学习、工作或生活过，为什么给滕州一中题写校牌？这里边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教育这个“文革”的重灾区开始复苏。当时滕县一中被省政府重新确定为省级重点中学，聚集了一批学识渊博、善为人师的知识分子，萧衍雄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关心每一个学生，把心扑在教学和学生上。他所带的高中毕业班学生，升学率为％，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萧衍雄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进取心，他五十年代从香港回大陆上学，年华东师大毕业后，自愿放弃留在上海工作的机遇，主动报名到山东，已分到青岛科研单位，他又顶替一位不愿到鲁南山区中学工作的同学，分到邹县一处农村中学。
“文革”结束，因解决知识分子夫妻两地分居才调到滕县一中。萧衍雄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和他超于一般人的复杂社会关系，党的大门一直没有向他敞开。年下半年，萧衍雄的入党问题列入了一中党支部的议事日程。在那时，发展萧衍雄入党是承担着一定风险的，社会上有人说三道四，党内的认识也不一致。但以马昭航同志为书记的一中党支部思想解放，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识深刻，他们认为发展萧衍雄一个会激发一大批知识分子追求政治进步的积极性。为此党支部在党内耐心地进行思想教育和说服工作，统一了党员的认识，在这个前提下，党支部按照当时的《党章》规定，对萧衍雄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进行了认真审查，这是那时发展党员必须严格履行的手续。
年5月，党支部分管组织工作的宋秀颖同志安排我与赵家琦同志到上海，主要调查萧衍雄父母的历史情况。其父萧宗俊是旧上海四大公司之一——新新公司总经理，早在解放前已移居香港，但知情的人不少，情况并不算难查。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并找了许多老人进行座谈，基本上查清了其父母在大陆时的社会职业、历史表现，但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日本人侵占上海这段时间的表现没有查清。因大部分人为躲避战争离开上海。座谈时有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旧上海时任先施公司总经理的老先生提供了一条线索，说这个时期萧宗俊与许广平（鲁迅夫人）、赵朴初等人经常聚会关系甚密。
从上海回来后，我们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支部认为应该想方设法继续查清。我们分析，许广平等人地址不详不好联系，赵朴初先生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好联系，权威性也大。如果直接找赵先生面谈，按当时规定，需要层层上报批准，加上往返时间，半年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采用函调的方式，直接给赵朴初先生发信，了解情况。信发出后约半个月时间，就收到了赵先生的回信。信的内容是赵朴初先生口授，秘书写的，最后有他用钢笔的签名和盖章。他以负责的态度，证明萧宗俊在上海沦陷期间，以民族大义为重，利用新新公司总经理职务之便，为抗日部队秘密采购军需物资和药品，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资本家。赵先生的证明，完备了萧衍雄的入党材料，年7月1日，萧衍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中老师中起到良好的作用，许多老教师、骨干教师纷纷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
这是赵朴初先生与滕州一中关系的源头。如果说当时一中党支部思想不解放，不发展萧衍雄入党，根本不可能与赵先生有任何联系。如果现在萧衍雄入党，重在看个人表现，不可能费这么大劲搞调查，更不会惊动赵朴初先生。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萧衍雄独特的个人经历、社会关系促成了一中结识赵先生，也算一大幸事。此事也促成了萧宗俊老先生与赵先生的老友新谊。他们间断了三四十年的关系又重新续上。萧衍雄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人代会，多次拜访赵先生，结成忘年之交。
赵朴初先生曾写下《金楼曲·贺教师节》一曲赠滕州一中。那时，一中的校牌是平常的美术字，接到赵先生的题曲后，闫宗汉先生把“滕县一中”四个字放大，从此，滕县一中的校牌、校徽就采用了赵先生的字。现在“滕州一中”四个字，是后来萧衍雄到北京请赵先生专门题写的，不是原来题曲上所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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